前些天与同行友人小聚，茶叙间谈及近来的中国插花，大家甚是欣喜。许多中国插花老师纷纷开设各种插花教室，茶道、香道等几乎所有与传统民族艺术有关的人士，都在关注中国插花，中国插花大有蔚然成风之势。虽然中国插花教育良莠不齐，但能从“藏在深山人未识”的孤芳自赏状态，到今天为大众认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
中国插花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，得益于广大民众重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，得益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提倡。在如此大好形势下，许多人开始思索，如何促进中国插花更快、更好地发展。行业内有人提出应该给中国插花制订标准，要“统起来、管起来”，也许出发点是好的，不过对中国插花追本溯源就会发现，这种观点提之过早，甚至有束缚中国插花发展之危险。
中国插花虽然经历了近3000年的发展，但她一直是文人雅士的“闲趣”，始终没有形成精确、完善的理论体系。即便在集中国插花大成的明代，如《瓶史》这样的中国插花经典著作中，其插花造型理论部分也只在“宜称”一节有相对完整呈现，全文如下：“插花不可太繁，亦不可太瘦。多不过二种三种，高低疏密，如画苑布置方妙。置瓶忌两对，忌成行列，忌以绳束缚。夫花之所谓整齐者，正以参差不伦，意态天然，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，青莲之诗不拘对偶，此真整齐也。若夫枝叶相当，红白相配，此省曹墀(chi二声)下树，墓门华表也，恶得为整齐哉?”
在明代另一部著名的插花典籍《瓶花谱》中，论述插花造型技法的部分，也只在“折枝”、“插贮”两节中有所阐述，总共只有区区300字。所有的这些记述，不足以支撑3000年来几经变化、丰富多彩的中国插花理论体系。
目前许多中国插花师以容器的形制对中国插花进行分类，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不同的形制可以使用相似的插花造型，以花器对中国插花进行分类显然不严谨。依三主枝的姿态进行分类的也不在少数，可这只适用于三主枝的插花造型，以其概括丰富绚烂的中国插花的全部造型，显然有简单、粗浅之嫌。
台湾的插花史学家黄永川教授，为中国插花历史整理出了清晰的脉络，也给各时期中国插花的形式做了命名。但黄教授本人也坦承，插花形式的命名仅可看作一家之言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多位中国插花大师对中国插花的造型理论做过更为深入的阐述，但总体来说，中国插花的造型理论还非常不完善，对中国插花的风格、形式的研究还处在初期水平。如果以这样的理论水平给中国插花的体系制定标准，其成熟度、可操作性、标准的严密性，都值得探讨。
中国地域辽阔，从南到北，跨越热带、亚热带和整个温带，植物种类繁多，植物区系复杂，各地植物种类差异巨大。这使得中国插花在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。传统中国插花以长江中下游植物类型为基础，季节分明。现在台湾的“中华插花”，就有善于利用热带花材、季节表现相对较弱的特点，这与中国传统插花确有不同。而在黄河以北，植物种类与长江中下游有着明显的区别，此地时下的中国插花也有着许多独特的风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插花建立大一统的技术标准，似乎也不存在完备的条件。
关于中国插花用具的研究，如花泥的使用，目前也存在诸多疑问和争论。至于七宝花留的使用，目前连实践者都是凤毛麟角，就更不要说深入研究了。在花器研究方面，台湾黄永川教授提出瓶、盘、缸、碗、篮、筒的六大容器说，但坦言这不能概括全部的中国传统插花。
中国插花在明末清初达到鼎盛，到清中期开始转弱，而到了清朝末年已近衰败。清末日本生花曾在上海一带流行，便说明此时日本插花已超越当时的中国插花(黄永川教授的著作《中国插花史研究》中有明确记述)。此后中国经历百年动荡，用花习俗虽在各地有所遗存，但高水平的插花技艺几乎处于失传状态。恰恰这两三百年时间，是世界艺术飞速发展的时期，各种艺术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。中国民族艺术，特别是插花艺术，正处在开始向现代艺术迈进的邯郸学步时期，中国插花的现代形式还没有确立，更不要说完善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给中国插花制定标准和规则，似乎显得急于求成。
中国插花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，如何利用这个机遇，关系到未来中国插花的发展。以下这些方法应该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插花的发展：1，加强中国插花的技术理论研究，在艺术大专院校建立专业，鼓励民间建立研究机构;2，鼓励建立中国插花流派，支持不同流派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;3，举办中国插花展览，邀请各地中国插花师向社会进行展示宣传;4，举办中国插花比赛，提升中国插花师的地位和影响力。
相信在广大中国插花爱好者的努力下，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，在中国民族艺术复兴的大背景下，历史悠久的中国插花一定有着灿烂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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